舌尖上的大英帝国

又逢农历新年，举国阖家团圆。想来如今的年夜饭绝对可以称得上微型世界农产品展览会了。躺在沙发上，拿起手机，点开某宝，凭借迅捷的网络和物流，别说五湖四海，就是七大洲八大洋，只要快递小哥不下班，过年就有新菜单。

网络与物流让人们可以坐在家中吃遍全球。

中国人总是乐于尝鲜，所以全世界的东西都会想试一试、尝一尝，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富强，也和中国地大物博的传统观念与风尚有关。但是对于历史上的其他几个国家，情况可能刚好相反：他们是不得不去尝试新的东西，因为自己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比如远在欧亚大陆另一头的岛国——英国。相信很多小伙伴在由“食物”联想到“英国”时，不禁会扶额皱眉，心里想到：那里简直就是美食荒漠啊。

莫提英国的“美食”，就单说英国的“食物”，我们都能想到什么？嗯……炸鱼薯条（骄傲的伦敦人坚持正宗的配方包括当天的泰晤士报油墨）、鳗鱼冻（噫……贝克·汉姆居然好这口）、哈吉斯（苏格兰“国菜”，羊杂碎灌肠，这玩意儿能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吃吗！？）……呃……Excuse me？

炸鱼薯条是英国的代表食物 Matthias Meckel。

然而就是这样对食物毫无审美的英国人，化食欲为动力，在近代史上愣是硬生生地弄出了一个大英帝国来。当然，这里面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远不是一篇文章便能讲清的，因此小编为大家挑选出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三种食物——鱼、糖和茶。

首先，我们要从鱼开始说起。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向外出口的主要产品是呢绒，然而这种产品换不来英国人喜欢喝的甜雪莉酒，因为生产这种甜雪莉酒的南欧国家——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呢绒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嗜酒的英国人对此可犯了难，于是他们认真地研究了一下那些能酿出美酒的南欧人喜欢什么，知己知彼然后投其所好，自然能将酒弄到手。后来英国人发现这些南欧人其实也是一群吃货，他们对腌鳕鱼钟爱有加，甚至认为美味的腌鳕鱼可完全替代其他肉类。

一些渔船会在鳕鱼打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做处理并腌制。

这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商业情报。英国作为一个岛国，捕鱼本来应该是英国人的种族天赋，然而这方面的天赋好像长久以来一直未被好好地开发利用。于是，为了酒，英国人纷纷驾船前往远海寻找鳕鱼。不久，他们便跨过北大西洋，来到了纽芬兰。

纽芬兰是捕获鳕鱼的天然渔场，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一些探险家甚至说他们可以踩着鳕鱼群的脊背上岸。英国人在这里发现的“宝藏”，于是便建立起鳕鱼加工场。他们改进了以往腌鳕鱼的工艺并用流水线的方式来进行操作，很快，大批的腌鳕鱼便在这里整装待发。

这些腌鳕鱼大多数都被来自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买走了，于是乎在15世纪后半叶，布里斯托尔一跃成为英格兰主要的渔获集散地。布里斯托尔的船只驶向纽芬兰，买下所有腌鳕鱼，然后继续驶向南欧，远至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和葡萄牙，用这些鱼换甜雪莉酒。

可以说，大英帝国诞生于纽芬兰多石的海滩上，渔民们用革新了的食物加工技术征服了远方的人们，奠定了帝国的基础。在1570年到1689年间，英国舰船的吨位增加了七倍，这个国家首次尝试的规模化的食品加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腌鳕鱼既是一种便携食品，又是一种贸易商品，它是大英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在纽芬兰的鳕鱼加工场可以大批量地生产腌鳕鱼。

如果说纽芬兰的捕鱼业是大英帝国的先驱，那么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则奠定了大不列颠的帝国地位，而奴隶贸易以及后来英国饮食结构的变化，就是从这些种植园开始的。

种植园的农业—工业复合式生产，远比欧洲的农场和工厂要复杂得多。从种植到精粹，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都被严控着。收获甘蔗和研磨甘蔗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切割队必须与蔗糖厂的工人们同步工作。奴隶们被组织成很多拨人，这样加工过程便不会因工人休息而耽搁。

17世纪40年代，虽然至少有八千名奴隶抵达了巴巴多斯岛，但是劳动密集型的甘蔗种植园仍然急缺工人。1641年，第一艘奴隶贸易商船造访这座岛，很快，更多的奴隶商船接踵而至。

无论男女老幼，都住在甘蔗种植园里，这里对商品和手工制品的消费是英国国内的十倍。英国国内给种植园供应了大量的牛肉、猪肉、盐、鱼、黄油、奶酪以及啤酒。在17世纪80年代，英格兰出口的手工品有大约百分之二十进入了海外的欧洲市场，仅巴巴多斯就消费了伦敦出口到殖民地的商品总量的三分之一。

制糖工坊的环境极为恶劣，奴工随时都有陷入危险的可能。

在英国，对于甜味的渴求势不可挡。当比以往更多的产自巴巴多斯的蔗糖抵达伦敦港后，其价格减半，国内的消费量增长了三倍。到了17世纪90年代，伦敦有四十家糖果店向有钱人售卖果酱、棒棒糖和点心。以前偶尔才能吃到的糖果，如今熟练的手工艺人花钱也可以买到。

经济学家格里高利·金注意到，蔗糖在农村的普及促进了农村的水果和蔬菜的消费。既然苹果、梨、醋栗和红醋栗能消费得起，于是它们常常会出现在农家餐桌的馅饼和果酱里。到了17世纪末，人们不再把糖当作一种调料，而是慢慢的变多地把它作为食谱里的主要原料。短短几十年，它已经成了厨房的核心。

而提到了糖，另一样英国人嗜之如命的东西就不得不提了，那就是茶。

英国人喝茶会放很多糖。糖罐、夹钳和用来搅拌茶的小银匙是赶时髦的女士们橱柜里必备的泡茶工具。如果一位有社会地位的淑女邀请朋友与她一起喝下午茶，她会在桌上放一碗方糖，端上甜甜的姜饼或甜蛋糕。

下午茶是英国饮食文化的代表符号，而糖是英国茶饮的必需品。

我们不清楚喝加了糖的茶是何时开始风靡英国的，但确定的是，这不是亚洲人的习惯。但是糖的风靡也许是我们理解英国人接受茶的关键。

17世纪晚期的内科医生不认为糖是完美的食物，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危险物质，它让血液温度升高，而且毫不节制地吃糖会导致蛀牙、肥胖和痛风。当时的健康指南认为，有一种克服有害的糖的方式就是在苦草或水果饮料里加糖。

加糖的茶显然符合这条建议。在1663年到1773年之间，英国人对糖的消费量增长了二十倍，而对茶的消费量增长了十五倍。随着茶的逐渐流行，它最终取代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能获利的贸易商品。

在茶这里，我们还要在多说一些。

最初，喝茶只是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享受，下层的普通百姓更喜欢喝啤酒，那么加糖的茶最终是如何取代啤酒成为穷人的主要饮料的呢？这里面有英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原因，而这一切的开始要从圈地运动说起。

在圈地运动开始之前，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给自足。

圈地运动让许多农村劳动者连一块用来养一头牛或几头羊的公共土地都没有了，于是农村的劳动力人口逐渐变成了挣工资的无产阶级，他们失去了经济独立的途径，而且最重要的是，失去了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方式。

同时，森林砍伐运动也导致了英国南部燃料价格攀升，酿造啤酒于是成了一个昂贵的过程：需要把麦芽汁煮开，因为杂质会影响口感，所以最好用高级燃料一次做成。许多劳动者负担不起自己酿啤酒了，于是转而喝加糖的茶，因为喝茶没那么贵。

1767年，社会改革家乔纳斯·汉韦对乞丐、修路工人和晒甘草的工人们的嗜好感到非常愤怒，他发现这些人非常喜欢喝茶，而他认为这非常奢侈，他们负担不起。汉韦和其他指责这种习惯的中产评论员们不知道，与其说喝茶是奢侈的消费，还不如说，喝茶其实就是劳动阶级的贫困焦虑症。

对于英国下层平困家庭而言，喝茶是一种被迫的选择。

那些批评劳动者喝茶习惯的人，如果他们说喝茶对营养和健康有害，那么他们是对的。酿造啤酒是另一种把谷物转化成可以吃的食物的方式。实际上，啤酒是液体面包。它很有营养，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B，还能提供能量（每品脱大约三百五十卡路里）。

另一方面，茶既不含维生素，也不含蛋白质，甚至当往里面加很多糖时，它也根本不提供能量。但是劳动者们也许误以为茶给了他们更多的能量，因为糖可以迅速被身体吸收，而啤酒里的糖分解得更慢。

茶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很烫，在英国那种恶劣的气候里，必然会很受劳动者的欢迎。而且慢慢的变多的家庭无法天天吃得起饭了，如果燃料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啤酒酿造减少，那么它也会给许多人带来负面影响，导致他们没法做一顿热腾腾的饭。

吃不上热饭的下层家庭只能靠甜甜的热茶取暖

弗雷德里克·艾登爵士进行了一项调查，让他生气的是，许多贫困户每年在茶和糖上至少花费百分之十的收入。艾登的第一反应是，这家贫困户太奢侈了，而他的一位研究员同行大卫·戴维斯，却认为他们完全是依赖甜甜的热茶才能得到一丝安慰：

“春天的水，最便宜的茶叶能让它变色，最便宜的黑糖能让它变甜，这就是你责难他们所拥有的奢侈。他们所依赖的这些不过是必需品，而且要不是他们穷得只能喝这个，他们肯定会吃面包喝水。喝茶不是贫困的原因，而是贫困的结果。”

从鱼到糖再到茶，英国近代餐桌上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其历史发展的一个侧写。当然，上面的这种变化还只是英国本土的变化，至于大英帝国其他殖民地，例如北美地区的饮食变化见证了怎样的帝国发展史，则值得用更大的篇幅做详细讲述。

英国历史学家莉齐·克林汉姆对于从食物的角度探索大英帝国的历史有独到的研究，而其著作《饥饿帝国》便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

《饥饿帝国》选取了二十道美食作为研究大英帝国历史的切入点，详细阐述了从16世纪至今，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经贸发展、物种迁移、人员流动、技术革新等历史过程。

事实上今天我们吃的每一餐仍包含着大英帝国的味道。从远东到新大陆，从鳕鱼、牛肉到香料、茶和糖，帝国利用全球的可食用资源，使英国民众得以告别贫穷、单调、绝望的滋味，迎来食物丰富的年代。

本图文节选自《饥饿帝国》，由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出品，转载请注明以上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