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是能够怂恿武将吃人的

读《宋史》赵匡胤年代的人物传记，很简单发现两桩有意思的奇事。

榜首桩，宋太祖一朝的武将们，好像团体成了佛教徒。

稍作罗列：

石守信：“尤信仰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

韩重赟：“信仰释氏，在安阳六七年，课氏采木为寺，郡内苦之。”

吴廷祚：“治家严厉，尤信仰释氏。”

李崇矩：“信仰释氏，饭僧至七十万，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黄白术，自远迎其人，馆于家以师之，虽知其诈，犹认为神仙，试已终无懊悔。”

崔翰：“晚年酷信释氏。”

王仁镐：“性端谨俭省，崇信释氏，所得俸禄，多奉佛饭僧，每晨诵佛经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视事从事刘谦责仁镐曰：‘公贵为藩侯，不能勤恤大众，孜孜事佛，何也？’仁镐敛容逊谢，无愠色。其时称其长者。”

陈思让：“累历方镇，无败政，然酷信释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禄悉以饭僧，人目为陈佛子。”

……

第二桩，宋太祖年代这些皈依佛门的武将们，简直满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也稍作罗列：

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剥削，积财钜万。”

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

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

楚昭辅：“颇小气，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来宾素交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

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贿，所至无善政。”

曹翰：“贪冒货赂。”

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

田景咸：“性小气，务剥削，每任务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

王晖：“性亦小气，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

……

皈依佛门，要讲究慈善之心，不应该再有“专务剥削”、“夺民家子女玉帛”之类的行径。赵匡胤年代的武将们，却一面团体皈依佛门，一面团体“专务剥削”，这种怪异的“敌对统一”背面所潜藏的，其实是武将们激烈的求生欲。

自唐末藩镇割据延伸到五代，百余年的骚动形成了一种“皇帝宁有种耶？兵强将勇者为之”的游戏规则。赵匡胤年代的武将们，大多有着后周旧臣的身份，某些资格深沉者乃至历仕三朝以上（如慕容延钊）。赵匡胤以陈桥叛乱黄袍加身，天然也忧虑这些在五代大染缸里浸泡已久的武将们有样学样——势小者惯做墙头草，哪边风大哪边倒；势大者则跃跃欲试，以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长辈为模范。

为了睡得更结壮，称帝之后，赵匡胤即在全国推广一种新的“更戍法”：朝廷分遣禁军戍守边城，各军区之间的部队须常常换防，“使来往路途，以习勤苦、均劳逸”。按《宋史.兵制》的说法，此法长处颇多，既能避免将领们化朝廷之兵为私家装备；部队间常常调集，还能够改进部队堕落骄惰的习气。坏处则是，宋军也自此陷入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窘境，对外的战斗力大为削弱（倒并不影响对内打压一般民众）。与“更戍法”相配套，对那些声威高、能力强，掌兵已久的将领，赵匡学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自导自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一了百了斩断了他们与戎行的连接。

图：赵匡胤

赵匡胤严峻的猜疑与紧密的监督，让武将们团体养成了战战兢兢、谨言慎行的的处世风格。换言之，这些杀人如麻的赳赳武夫，并非谨记佛祖的慈善，而是惊骇赵匡胤的猜疑；他们的贪婪好色未必出自赋性，更多是在呼应赵匡胤的鼓舞——关于武将的贪婪腐败，赵匡胤长时间持默许情绪，剥削大众当然漠不关心，即便并吞数额巨大的公款，也往往不会遭到实质性的赏罚。

初时，武将集团的贪腐尚是做秀成分居多。《宋史》点评石守信的张狂敛财，说他“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可谓适当透彻。王全斌早年的为人，是“轻财重士，不求名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克蜀之日却亲身带头敛财，且放纵部下大举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满”，如此失常无疑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克蜀之功太大，赵匡胤赏无可赏，惟有用一场大张旗鼓的“自污”，才干安慰赵匡胤对王全斌的猜疑之心。

在赵匡胤年代，没有自污而能保全终身的，唯有曹彬一人。这既有赖于曹彬自己懂得韬光隐晦，也与曹彬身为“宋朝开国榜首名将”，赵匡胤有意将其建立为模范有直接关系。韬光隐晦的首要之务，是要有自知之明。灭南唐之役，赵匡胤于出征前鼓舞曹彬说：“霸占李煜回来，我用你做宰相”。副帅潘美提早恭喜曹彬，曹彬让他且慢恭喜，说这仗打赢了自己也做不了宰相，潘美不明白持续诘问，曹彬意味深长地答复：“太原军阀刘继元没有平定。”凯旋回朝时，果不其然，赵匡胤对曹彬说：“现在军阀割据未平者尚多，你做了宰相，档次已极，岂肯再替我尽力奋战？再等一等，为我攻取了太原再说。”恩赐曹彬五十万钱完事。曹彬对此看得很开：“人生何须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涑水记闻》）作为赵匡胤故意建立的模范，据《宋史》记载，曹彬执政从不违迕赵匡胤的旨意，也从不议论别人过错；从不以名位功劳自重，路遇士大夫总是先调转车头躲避；乃至从不直呼属下小吏的姓名。赵匡胤曾让他点评当朝官员，曹彬的答复是：“军事之外的工作，非臣我所应当知晓。”

但曹彬是不简单学的。相较之下，把自己搞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假佛教徒，更能缓解赵匡胤对自己的猜疑之心。赵匡胤也乐于看到他们一面贪财好色，一面假模假样用“信仰释氏”来点缀自己有慈善之心。在这样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怂恿下，宋初的某些武将，遂将人道的丑陋面极点地释放了出来。

比方，猛将王继勋“专以脔割奴婢为乐”，所谓脔割，便是将肉割成一块块琐细。某日，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崩塌，很多奴婢逃出牢笼，跑去官府求助。工作闹到赵匡胤那里，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下达了一份看起来特别狠的判定：“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这份判定仅仅做姿态给外界看，并未真的执行，没等王继勋起程上路前往放逐地，他已被改授为右监门率府副率。开宝三年，王继勋又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就任后肆无忌惮宣泄自己残酷的赋性，他开端吃人了：“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户外。”人贩子和棺材商人日夜收支王继勋府中，形成一种极为怪异的车水马龙。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洛阳大众对上诉官府不再抱持期望，全部听其自然。赵光义上台后，王继勋被处死，官方计算得到的数据是：自开宝六年到和平兴国二年，短短五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多达一百余人。如此丧尽天良之人，却能够在赵匡胤年代逍遥自在，自由自在。（《宋史.王继勋传》）

宋初武将吃人者，王继勋并非特例。有斩杀韩通之功的军士王彦升，后来做了防护使，也吃人吃得满嘴流油：“性极残暴，抓获戎人，则置酒宴饮，引胡人，以手捉其耳，对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彦升笑语自如。前后啖数十百人”（《渑水燕谈录》）。这个吃人狂魔，同样在赵匡胤年代逍遥自在，与世长辞。

与怂恿武将贪财好色、乃至对其杀人吃人也漠不关心相反，赵匡胤对文臣的品德品质和品格操行，有着极为严厉的要求。他对郡县各级官吏的贪婪腐败问题抓得很严，“颇用重典”、“尤严贪墨之罪”。开宝四年，英州长官王元吉一月内贪婪受贿七十余万（与武将们张狂的敛财量比起来，实在是何足挂齿），赵匡胤亲身下达特别诏书，将之处死（按律罪不至此），以示惩戒。

赵匡胤期望文臣们在每个方面趋向完美，一起也乐见武将们的品德残损与人道歪曲。在他看来，这变形敌对的二者，均有助于他坐稳自己的帝位——前者能够供给更好的当地行政官员；后者能够消除“皇帝兵强将勇者为之”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