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达的科学真的科学吗

作者：贾鹤鹏

编辑：Yuki

看到这个题目，有些读者可能会感到迷惑：科学传播属于活动或知识门类，为何需要用“科学”这个词来形容？既然用科学这样的知识门类来给科学传播盖棺定论，为啥还质问它是否科学(合理)?

我对此的回答是，虽然科学界多年来强调传播科学（科普）的重要性，虽然科学家们每天都在与科学打交道、满脑子都在质问科学意义，但他们和很多科普工作者，其实并不一定在以科学的手段传播科学。

“科学传播的科学”横空出世

作为实践的科学传播，诞生于现代科学产生之际，并随着工业革命和二战而逐渐羽翼丰满。而作为研究领域的科学传播，则成形于1970-1980年代。在科学传播的学术发展了几十年后，美国科学院在2012、2013年连续两年举办了“科学传播的科学”（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研讨会，随后在2013和2014两年，分别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出版了“科学传播的科学”专辑。

这些事件标志着“科学传播的科学”开始作为新的学术领域出现。随后，在2017年，美国科学院又一次召开了“科学传播的科学”研讨会，牛津出版社还在当年出版了《科学传播的科学研究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所有这一切，表明“科学传播的科学”开始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

为何会有科学传播的科学这个术语呢？因为科学传播的学者们发现，自诩为最有科学知识、最讲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们，他们做的科学传播工作不一定科学。

我曾有多篇文章介绍过，科学知识并不能必然增加人们的科学态度（下面会进一步解释），但我们看看周围的科普工作，仍然是在压倒性地传播知识。大量研究表明，像转基因这种争议性比较大的议题，知识本身很难决定态度。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在争议性的议题上，不论是转基因还是磁悬浮，我们科普工作几乎都在试图提升公众的知识。所以说这样的科普并不科学，这就有必要专门提出“科学传播的科学”这样一个新名词。

知识本身很难决定态度 | Unsplash

在“科学传播的科学”系列研讨会及《美国科学院院刊》专辑中，传播学者首先指出科学传播在公民和社会形成合理决策方面的重要性，及现阶段该领域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有：部分公众不愿接受科学事实、科学素养不足、处理新兴科技领域知识的认知很有限，以及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传统科普渠道迅速衰落等。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界那种长期以来倚重传授知识的模式是否有效，在很多时候要打个问号。

从认知规律到形成科学态度

提倡“科学传播的科学”的学者们指出，人类的心理认知机制并不能支持人们主动关注和学习科学。多年来，传播学和认知心理学已经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很多研究，很遗憾，主流科学传播工作似乎并没有把这些传播和认知规律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中。

都有一些什么传播和认知规律呢？首先，是认知能力有限说，就是说人们的大脑中能装得下的知识是有限的。不仅是数字时代知识大爆炸后人们从环境中能获得的信息远大于大脑实际可以处理的信息，就是在原始人时代也如此。

那怎么办？人们只好本能地不去关注那些与自己当下无关的信息。所以，我们传播了很多科普知识，但殊不知，受众出于本能，不一定去学习它们，除非他们认识到这些知识与己有关。

另一方面，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因为认知能力有限，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因为各种偶然机遇形成了各种初始信念，这些初始观念成为他们判断接收到的信息的认知框架。换句话说，人们并不会仔细辨析他们遇到的大部分新信息，而只是本能地将之与既有知识进行简单的比较后就决定选择、接受和听信哪些信息。例如实验发现，在碳纳米管这样生疏的科技议题上，人们一旦接受了一个知识性信息，不论这个信息正确与否，以后他们都会本能地用这一知识来作为是否采纳其他相关信息以及在碳纳米管问题上持正面或负面态度的依据。

另外一个认知规律就是负面信息优先性。人们往往抱怨媒体总是报道负面信息，殊不知这是人们的认知规律决定的。还是在原始人时代人们就更加关注负面信息，这样才可以更容易生存下来。

第三个认知规律是肯定性偏见。就是人们总是倾向于肯定自己原来具有的态度，并且会认为支持自己原来态度的知识是真知识，否则就是假知识。

人们会认为不支持自己原有态度的知识是假知识 | Pixabay

用人们在转基因等争议性科技议题上的态度形成过程就很容易理解这些认知规律对人们态度的影响。通常人们对转基因等科技信息并不关心。但当这些议题在社会中争议持续不断的增加后，人们才会开始注意它们。但负面信息优先性这一规律就让人们优先记住那些负面信息，转基因争议初起，大量媒体对其进行负面报道或者凸显其不确定的方面，这就让普通人第一次对转基因这个事留意时，更加容易接触到负面信息。一般人往往会本能地用这些负面、或至少是不确定性的信息形成了认知框架来衡量新获得到的信息。这就导致人们容易形成对争议科技本能的抵触态度。

但为什么争议性科技那么多，只有转基因等少数技术在公众中形成了持久抵制的态度呢？造成转基因持久争议的原因中，有很多社会性、体制性因素，我会在下面的专栏文章中来讨论。但从人们认知规律的角度考察，根本原因是因为人们的认知过程是自我强化的，而这一过程就不断体现出人们的肯定性偏见。也就是说，一开始接触了转基因负面信息的人们，会在后面的接触过程中不断主动关注或者记住那些负面的信息，并把它们持续地印在自己的脑海中，最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都有一些什么传播和认知规律呢？首先，是认知能力有限说，就是说人们的大脑中能装得下的知识是有限的。不仅是数字时代知识大爆炸后人们从环境中能获得的信息远大于大脑实际可以处理的信息，就是在原始人时代也如此。

科学政治化与传播研究

科学在欧美社会不断被政治化也是导致传播学者介入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原因。科学被政治化一个明显的领域是气候变化。美国的保守力量长期以来拒绝接受全球变暖的科学结论，而多年来的研究也表明，美国自由派中相信气候变化者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保守派。而美国社会在气候变化、进化论和胚胎干细胞等科学争议议题上观点的极端化倾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美国的保守力量长期以来拒绝接受全球变暖的科学结论 | Pixabay

在当代，公共政策越来越依赖把科学标准作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各个领域由此形成了大量专家群体，他们彼此所持的相反观点打破了“科学就是正确的”传统认识。这一过程使科学更容易变成争议对象。同时政客们在确保哪些话题能获得媒体报道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那些登上媒体头版的科学新闻，往往是那些带上了政治色彩的信息。

这种现象得到了传播学者的关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高度政治化的科学议题上， 心理认知机制会发挥很大作用。例如，就气候变化而言，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主动寻求信息以了解科学真相的需求。他们不过是偶尔听到气候变化这个词语，然后将其纳入到已有的认知系统，利用所处环境的提示和既往印象进行快速处理。研究显示，如果受众觉得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就愿意承认全球变暖存在。受众越是觉得科学家之间分歧大，他们也就越不容易接受有关全球变暖的结论。也有研究表明，对于美国人而言，其所在选区的政客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会与他们的态度高度相关，不论是民意调查还是推特的留言分析，都支持这一点。

气候变化在美国被政治化的程度，一如转基因在中国与欧盟国家，只不过反转的主力是各种抵制主流科学结论的民间活动人士。由于转基因成为了中国社会上高度争议性的议题，并且在影响政策这个层面上成为了政治性议题，各种对立性的说法自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种知识的对立会让普通人感觉更加无所适从，他们也不具有判断谁是真正的主流科学家的能力，从而更不愿意相信有关转基因的主流科学结论。从考虑科学传播的效果角度而言，无疑我们应该对科学、尤其是争议性科学被政治化有清醒的认识。

信任与价值影响科学态度

“科学传播的科学”的提倡者们也指出，传统的科学传播实践与研究忽视了对信任与价值的探讨。与传统的科学传播工作者不同的是，“科学传播的科学”提倡者们从一开始就把信任与价值因素当成了科学认知过程的心理变量，认为它们可以构成人们是否愿意获取或接受科学信息的标准。

当对陌生的科技名词一无所知时，人们是否相信这一名词的解释首先依赖的不是他们是否理解了其中的知识，而是他们是否愿意相信对此做出解释或提供信息的科学家。只有当他们愿意信任后者，认知系统才会启动来接受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与自己的既有知识结构做对比，从而形成判断。

只有当他们愿意信任科学家时，认知系统才会启动来接受信息 | Pixabay

与信任一样，价值因素（values）在认知机制中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人们的判断是基于他们所认可的价值，并非完全以事实为依据。以欧洲和中国很多公众抵制的转基因为例，人们抵制这一争议技术并非因为研究表明了转基因的弊端，而是因为人们对转基因科学家的价值认同在一开始就被转基因稻种外流、转基因科学家谋求私利等新闻媒体报道所破坏，由此他们直接拒绝接受有关转基因无害的主流科学观点。

价值和道德因素会构成科学认知的框架或通道这一点，让提倡“科学传播的科学”学者也积极呼吁以民主协商的机制来制定科技政策、解决科学争议。通过公众参与科学，公众可以更好地接受科学家的价值立场，从而促进他们形成更多能吸纳科学知识的认知框架，科学家也能更好理解公众有别于科学理性的价值诉求。

根据“科学传播的科学”设计科学传播方案

既然“科学传播的科学”指出了诸多科学地认识科学传播的过程，涉及的各种因素以及人们的各种偏见，所以看起来我们大家可以科学地设计科学传播的解决方案了。著名风险传播专家、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教授费什霍夫（Baruch Fischhoff）指出，有效的科学传播必须执行四个相互关联的任务：鉴别出与人们面临的决策最相关的科学；了解人们已知内容；设计传播方案来填补人们已知内容和应该知道的内容之间的空白；最后评估这些传播方案的效果。

然而，实际上做到上述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按照“科学传播的科学”所指出的诸多认知规律，很多人实际上并不清楚自己到底知道什么；设计出来的方案也可能因为没有预见到的受众偏见或情绪化因素而分分钟失效；更要命的是，由于长年累月的负面信息的积累，很多人对争议问题已经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认识框架，新的科学传播方案很可能无法克服这些偏见；而且传播学者或者科学传播工作者也完全无力逆转科学议题被政治化这种现状。

这些困难还没有包括社交网络对科学传播过程各种颠覆性的影响。大量的研究都表明，社交网络在解构权威、创造碎片化传播的同时，也让极化情绪得到极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传播方案谈何容易！

社交网络对科学传播过程造成很大影响 | Pixabay

所以，与其说“科学传播的科学”给科学传播带来了更“科学的”、合理的解决方案，不如说它的更重大意义在于帮助我们认识到现有的科普方式，甚至是各种公众参与科学的科学传播方案的不足。由于中国压倒性的科学传播方式还是知识的普及，所以应用“科学传播的科学”中提出的各种认识原则就更为重要，哪怕只是对现有传播方案的一些反思也大有裨益。

在科普各种知识议题时，谁来担任发言人，如何与时下热点相关联，怎么预防公众的顾虑，如何面对争议，怎样评估传播结果，这些都是需要科学传播工作者仔细考量的。

至于解决方案，也许“科学传播的科学”带给我们的，主要是督促我们尽可能充分了解受众需求、影响他们态度的因素和他们可能的偏见，从而在每个个案中都拿出有依据的个性化传播计划，并及时对其评估吧。

*本文部分内容，改写自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尤其是《科学传播的科学 —— 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3期）

作者名片

排版：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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