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我为何需求辑校两京新记和大业杂记

我做的这两部古籍辑校本，即《两京新记辑校》和《大业杂记辑校》，今在中华书局再版重印。中华书局方面吩咐我写几句话，阐明一下相关的情况，所以我就来和读者谈谈当年辑校这两部古籍的缘由，一起再简略谈谈这两部书在我国古代国都相关载记中的方位。

《两京新记》是唐人韦述在玄宗开元年间撰著的一部载述唐西东两京亦即长安城和洛阳城地舆建置的书本。因为唐代的长安与洛阳都是承用的隋朝旧城，这部书中天然包含许多隋代的内容。原本《两京新记》会协助咱们对隋唐两朝的西东两京取得很丰厚也很详细的知道，可惋惜的是这部重要著作久已散佚不存，只是经过各种方式保存下一部分片段，而且首要会集在西京长安部分，东都洛阳的内容，相对更少。

与专门记叙长安、洛阳两城的《两京新记》不同，《大业杂记》是唐初人杜宝撰著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叙隋炀帝以迄岁末的史事，原书也早已散佚无存。因为隋洛阳城是在炀帝时期运营制作的，所以书中比较翔实地载录了洛阳城的许多根本建置。这些内容，刚好能够对《两京新记》业已阙佚的隋东都部分内容起到很好的弥补效果，而且其作者杜宝是由隋入唐，比《两京新记》作者韦述生年要早许多，因而其对隋代洛阳城的记载也就更具有原初性和可信性；一起，在现在所知的《大业杂记》佚文中，这部分关于洛阳城城市建置的内容又占了很大比重。所以，我才把《大业杂记》的佚文辑录出来，与《两京新记》的佚文一起注销，以供研治隋唐西东两京者了解、使用。

《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我国古代国都材料选刊），[唐]韦述、[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

当年我辑校这两部古籍，是缘于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学习我国前史地舆学时曾以隋唐西东两京的城市建置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终究写成的论文，题作《隋唐两京丛考》。

挑选这个标题作博士学位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这是因为我随史念海先生读博士学位未久，即用很大精力协助业师兴办《我国前史地舆》季刊，从请求刊号、敷衍告状查看、编稿发稿，一向到校印售书，首要由我一个人，前后继续数年。这实际上现已让我无法悉心读书，但学位和结业的刚性需求，又逼使你不得不鼓励为之，对支付一篇结业论文。不得已，只好就自己素日读书进程中稍有堆集的方面，强自找出一个结业论文的标题。所以，就选中了隋唐西东两京的城市根本建置问题来混个“功名”。

从读硕士学位时起，我便是在西安随从史念海先生学习前史地舆学常识。前史地舆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是一门区域的科学。它研讨的是各个不同区域内各项地舆要素在各个不同前史阶段的存在情况及其在前史进程中的变迁演化。西安，是所谓周秦汉唐诸朝的故都，缘于有利地势之便，使我在读书进程中天然而然地对这一古都的城市建置等前史地舆问题产生了稠密的爱好，并由古长安联系到与之密迩相关的古都洛阳，研读相关文献，做了一些根底性的研讨作业，其间就包含对隋唐西东两京根本文献的讨论和对这两座国都根本地舆问题的考辨。这两项作业密切相关，前者也能够说是后者的根底。当我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决议今后者为根底凑成博士论文之后，也就首要对《两京新记》和《大业杂记》这两种根本文献做了比较体系的收拾，并终究形成了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两种辑校本。

上面讲的是这两部辑校本的由来，下面再借这个时机，谈谈《两京新记》以及《大业杂记》中有关隋东都洛阳的内容在我国古代国都文献开展史上的方位。

我国古代关于国都以及其他城市内部建置情况的书本，大致阅历了下述演化进程。

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战国以来截止到东汉晚期曾经。在这一阶段，相关著作，是以关于城市建设技能办法的书本为主，其代表性著作，便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国朝》和《宫宅地势》。这两部书本，是被列在《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形法类”书本之中。这类书本的一项根本特征，乃是“大举神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而所谓“神州之势”、也便是山川土地的头绪局势，这是一种天然的存在。因而，咱们能够说这类著作的性质，是依据天然地舆的情况来规划而且制作国都以及其他一般城邑。《国朝》和《宫宅地势》这两部书尽管早已散佚不存，但现在保存在《周礼》傍边的《考工记》，应该是一部与之性质相同的著作，从中仍是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类书本的大致情况。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东汉末年开端，包含整个三国时期。这一时期的主代表性著作，是东汉末至曹魏期间呈现的《三辅黄图》。《三辅黄图》的内容，是载述西汉国都长安及其近畿区域地舆情况的书本，但对西汉长安城及其前身秦都咸阳城的记叙，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对这部书，需求分外的留意的是，它尽管现已逾越了只是叙述城市建设技能的前期阶段，重视详细展现城市内部的重要地舆建置，但书中所记叙的内容，却并不是本朝实际的情况，而是业已过去了的前朝的前史形状。若是借用现在的学术术语来表明，只能说这是一些前史城市地舆的内容，与实际无关。

《三辅黄图校释》（我国古代国都材料选刊），何清谷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出书

第三个阶段，从西晋时期开端，到唐代中期。西晋时期皇甫谧撰著的《国国都记》，性质尽管还与《三辅黄图》大体附近，讲的仍是此前历代帝王都邑的方位等城市地舆的根本内容，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端，关于城市地舆的著作，其性质发生了一个显着的改动，即这一时期今后呈现出来的大批书本，首要是记叙本朝其时的城市地舆情况。在西晋时期，因为国都设在洛阳，所以会集呈现一大批记叙这一城市地舆建置的书本，不过其间完好流传到今日的只要北魏阳衒之的《伽蓝记》一书（《伽蓝记》是这部书的本名，而所谓《洛阳伽蓝记》只是俗称。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早我就有了清晰的知道，只是一向无暇详细论说，今后将编撰专文加以论述）。

《洛阳伽蓝记校笺》（我国史学根本典籍丛刊），杨衒之著，杨勇校笺，中华书局2018年出书

城市地舆著作在东汉至西晋时期呈现的这些改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尔现象。我国古代地舆文献的全体情况，也与此同步，发生了一些严重改变——这便是记叙各地政区设置和户口情况等人文地舆内容的文献，由秦和西汉时期扃藏深宫而不容民间窥探，转而在东汉时由班固经过《汉书·地舆志》的方式将前史时期的相关联的内容公之于世；再到西晋时期，呈现了比如《泰始郡国志》《太康三年地记》等一系列记叙实际政区情况的地舆总志。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地舆学开展史上的严重转机。在这一大布景下，更简单看清，上述城市地舆著作、特别是国都地舆文献内容的改变，是具有深入前史原因的。

从《三辅黄图》到《伽蓝记》，这一阶段的城市地舆文献，具有一个一起的特色，这便是其内容是以载述宫廷或寺院为主，都是帝王或神祇居处的场所，很少触及一般城市居民的日子空间。《三辅黄图》俨如帝王宫廷簿籍，相似的著作如西晋佚名撰《洛阳宫廷簿》，竟直接以“宫廷簿”作为书名；又如北魏阳衒之《庙记》，书名也已标明其内容应是以宗庙宫廷为中心。至于《伽蓝记》的书名，更直接标明书中记叙的内容是以梵宇为主。与阳衒之《伽蓝记》相似的著作，在西晋今后，还有唐高宗龙朔元年纂辑的《大唐京寺录》等，书中的内容，当然首要是记叙京师长安的寺院。

在这一布景下咱们来看杜宝在唐代初年撰著的《大业杂记》，尽管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叙隋东都洛阳并不是它的撰述主旨，但作者在其时若是有所凭依，那么，它所凭依的这部城市地舆文献，性质应与上述《洛阳宫廷簿》等相差无几，而不会触及多少城中一般居民的日子空间。

进入韦述所日子的唐玄宗时期，城市地舆的著作，又一次发生了严重改变，这便是它在承继汉末魏晋以来志宫廷、记寺院传统的根底上，第一次按照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平面布局情况，体系记录了很多官员和商人等城市居民的住所以及相关史事，向人们展现了一座城市的全体相貌，而不再只是列有帝王和神祇。城市地舆的文献，以这部书本为标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前史阶段。

清人官修《四库概要》，点评北宋初年乐史撰著的《和平寰宇记》说：“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同时登；至于题咏奇迹，若张佑（祜）《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编制亦自是而大变”。这种说法，尽管不行非常准确，但对我国古代地舆总志演化趋势的判别，即“地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编制亦自是而大变”，这一结论，可谓大致不误。若是将以《两京新记》为代表的古代城市地舆著作内容的改变与之并比，应该很简单看到这两类著作演化的途径和节奏是高度一致的，是尘俗民间社会的内容是在同步增多。《两京新记》和《和平寰宇记》两相衬托，正体现出唐宋之间地舆著作开展改变的整体趋势，而这一趋势又正与所谓“唐宋革新”同行并进。

《和平寰宇记》（我国古代地舆总志丛刊），[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出书

2019年9月13日记

（本文选自《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再版序文）

《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我国古代国都材料选刊）

[唐]韦述 [唐]杜宝 撰 辛德勇 辑校

繁体竖排

32开 平装

30.00元

收拾者简介

辛德勇，1959年8月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前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我国古代史研讨中心教授，专业方向为我国前史地舆学、前史文献学，兼治地舆学史。代表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舆文献研讨》《秦汉政区与鸿沟地舆研讨》《旧史舆地文录》《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讨》《制作汉武帝》《海昏侯刘贺》《发现燕然山铭》《存亡秦始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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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修改：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