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究竟是如何购藏古董的呢

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古董买卖的速度之快是不行幻想的。经过域鉴APP这样的古董艺术品渠道，足不出户，藏友就能购买到心仪的藏品，而这就仰赖于现代兴旺的信息传达、在线付出和物流体系。

那么，古代的保藏家又是怎么购藏古董的呢？

清代保藏活动

白谦慎在《晚清文物商场与官员保藏活动管窥》一文中说到，清中期后有五个闻名的虢叔旅钟（西周乐器），其间三件很早就为保藏界所了解，最大的由阮元保藏，第二大的由张廷济保藏，最小的则由伊秉绶保藏。依考据来看，1821年，虢叔旅钟的价格为1200两白银，几经易手，至1831年春，郑竹坡仅以银200饼从润州买得，而同年郑竹坡卖给张廷济284银饼（约200两）；时隔十年，此件藏品的经济价值为何急剧下降，原因不明。1848年，张廷济逝世，虢叔旅钟归海宁蒋家，成交价不详。1861年蒋生沐曾在上海向吴云开价，但未成交。直至1872年，潘祖荫估测虢叔旅钟的价值约2400元（约1700两）或3400元（约2500两），在其时已是极端贵重，但耦园主人沈秉成花费5000两买下了此件虢叔旅钟。《过云楼日记》记载，光绪二年五年头一日：“余为介绍，以卧云所购刘园售与旭人，议价五千六百五十金。是日在余家成交。”刘园即姑苏闻名园林留园，由此可见，其时一座园林不过5650金，足以见得此件青铜器的价值之高。

虢叔旅钟，通高65.4厘米、銧距36厘米、鼓距26.6厘米、重34.6公斤，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保藏青铜器之风鼓起于乾嘉时期，一起带动了陕西等区域的盗墓发掘，在清代出土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青铜器，如晚清四大国宝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19世纪70年代，在潘祖荫（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的带动下，京中官员亦始现保藏青铜之风。

首要，清代同城保藏活动不如异地杂乱，也不存在信息、票号和运送等问题。其次，书画藏品的异地买卖较少，首要因为作假众多以及无法用文字或图片描绘等要素，一般都为同城面交。

清代拓片题跋的内容极为丰厚

而青铜器和玉器的异地买卖，通常是经过看拓片和一些底子的文字描绘，就可做出是否购买的决议，这与书画买卖有很大不同。

信息的来历及速度

吴大澂（清代官员、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民族英雄）受祖父影响，在少年时期就从事保藏活动，而真实开端保藏，是其在翰林院编修今后，进一步有规划地保藏则是在1873至1876年他任陕甘学政时期。因为陕西属中原区域，出土文物较多，古董在出土地的价格有远低于首要城市的优势，吴大澂便在此地广泛地购买文物。

脱离陕西后，他仍然与数位在陕西的友人和文物商们保持着联络，托付他们刺探音讯，购买古董，如官员韩慧洵（古琴）与韩学伊（继云）父子、古董商杨秉信（实斋，1831—1909）和苏七、文人保藏家赵元中（乾生）。吴大澂致韩慧洵父子和杨秉信的信札还有部分留存于世，内容大多触及购买古董之事。从中咱们能看到古人怎么购藏古董珍玩的。

吴大澂在光绪己丑（1889）岁除致韩学伊的一封信的附言中写道：“敝藏古玉至富，圭壁琮三者得二百余。杂佩亦几及二百，可云钜观。若见圭壁价在十金以内者仍可代收，小品亦多心爱。关中所出皆土中原物，价亦最廉。广收博采，必有异品也。”此封信中，吴大澂明确地指出了陕西出土的古董价格最为廉价，约是上海的非常之一。此外吴大澂还和北京琉璃厂的古董铺老板（如含英阁的胡子英、德宝斋的李老板）、潍县的古董商裴仪卿、在姑苏和上海一带活动的姑苏古董商徐熙，保持着亲近的联络，而这些友人及古董商皆为吴大澂保藏信息的重要来历。

吴大澂致姑苏文物商徐熙的信札

在晚清时期，虽已有了电报，但异地传递信息仍旧首要经过函件。白谦慎将明代一般文人与清代官员之间信件的传递作比较。文徵明（1470—1559）比吴大澂早约300多年，其时文徵明的信札大多经过友人或同乡带回老家，时刻上并无保证。

文徵明北上途中诗云：“书寄故土何日到？寒兼羁思一时生。”“封题欲寄家人信，何处南帆有便舟？”尽管明中期的姑苏现已是商业中心，但一代文人文徵明寄信回家却仍是如此困难。而在晚清时期，不当官的读书人，寄信其实也不便利利。例如居住在京师的山东籍金石家王懿荣在致京师潘祖荫的信札中说“顷接……是以知其寄书之难也”，“远信或穷乡僻壤，倩人匪易”，指出其时寄信存在安全性问题，即易丢。但晚清时期官员的寄信方法则彻底不同，他们是运用政府官方的邮寄体系。吴大澂的教师吴云（1811—1883）在己卯年（1879）闰三月致在河南任官的吴大澂信中说：“往后惠书，只须用马封递，由抚、藩署转交。既快又稳。”另一封吴大澂致友人信札云：“兵兴今后，邮政尚不废弛，如用官封驿递，由三大吏衙门转交，必无遗误，亦不迟滞。”吴大澂等高官正是有这样的资源，得以运用官方的邮寄体系为自己收发信息。

清代政府的文书传递体系不只便当，且非常高效，其间又以奏折的传送时刻最快。1888至1889年，在河南为官的吴大澂给在京任职的王明銮（1839—1907）的信中，谈及用哪种方法送信最快：“惠书如有要事，由府尹官封递下，亦不甚迟。郑师处常用马封，间有至二十日始达者。究不如折差之速。今后路程无所阻滞，不过六七日即可接到。”可见以折差的速度，底子一周即可送达，这已然为保藏活动的信息传递供给了极大的协助。

而在信息传递的进程中，其时的保藏家还非常重视古董信息的保密性。因为保藏者之间的竞赛适当剧烈，为争得先手，不向别人泄漏自己的信息来历是非常必要的。吴大澂友人盛昱（1850—1899）致西安古董肆采购扶风新出土大鼎之信札云：“其字百表里酬五百两，三百表里酬一千两，真到六百四千两，货到钱回，决无返悔，事须秘要，勿使人知。”

综上可知，信息传递的速度与可靠性，同保藏活动的活跃度及规划有着很大的联系，谁能及时精确地取得信息，赶快下手，谁的保藏规划就可能较快地扩展。

没有网络付出的古人怎么付款

在古董买卖谈成之后，就需购买方付款了。同城付款较为便利，当面买卖即可，异地买卖如若带着一大笔现银，是不现实的，所以那时的吴大澂挑选了“电汇”。如1889年六月初七日致盛宣怀（1844—1916）的信中，他说到：“潍县高家藏古铜印六百三十方，已于言定价银一千两。寄来印谱一部，存在兄处。若由汴专差往取，带着银两甚不放心，因思烟台号家与潍县俱有交游，乞代汇银一千两，由尊处派弁至潍，凭函取印，凭票付银。便中交轮船带津。由何小山处委员带汴最妥，汇款亦托小山寄还尊处，亦甚便也。兄大澂又启。”信中说到的“电汇”与当今的电汇稍有不同，此处是指大清帝国内的城际汇款，是由汇款人交纳汇款之后，票号（清代以运营汇兑事务为主的信誉组织）开一纸汇票，汇款人将汇票交给收款人，收款人便可凭汇票到票号取款。

但因为晚清时期各地银两价值不同，形成其时买卖的运转并不快捷。据其时在我国的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反映：“在我国，京城与其他城市或许区域所运用的银两规范互不相同……全国各地底子没有一致称量银子的规范。”

所以这时期全国各地就呈现了专门的票号或钱庄，他们对各地银价都一目了然。吴大澂在致陕西古董商杨秉信的信札里，专门谈到了从吉林向陕西汇款一事：“兹托吉林票号源昇庆汇去银五十两，由都中日昇昌转汇西安。此间汇京费已付讫，由京汇陕之费，即属日昇昌于原平内口算，大约吉省市平较陕西公议平略大，汇费所用无几也。（今后寄信由日昇昌交源昇庆最妥）”可见，其时汇款也是非常冗杂的一件事，假使没有晚清兴旺的票号，异地买卖恐怕更是困难重重。

古代古董的运送方法

其时古董的运送方法分为两类：一为古董买卖进程中的运送，即现已成交的古董怎么运到买家手中；二为在各地任职的官员保藏家想赏识自己的藏品，应怎么将它们运至官府所在地。

以大盂鼎为例，据吴大澂《盂鼎考》记载：“右鼎于道光初年出土，为岐山令周雨樵所购得，旋归岐山宋氏。同治间袁筱坞制军以七百金购得之。今归吾乡潘伯寅师。”信中首要说明晰左宗棠（1812—1885）从袁保恒手中买下大盂鼎，送给潘祖荫。大盂鼎重达153.5公斤，运送上存在必定的困难：其一，尽管在晚清蒸汽轮船已广泛用于我国滨海城市之间，飞行速度大增，水路运送较为便利，但从陕西运到北京，很少能走水路；其二，大盂鼎非常宝贵，需保证运送进程满足安全。经诸多方面考虑，左宗棠决议用战士来运送大盂鼎。

在左宗棠商议好运送方案后，大盂鼎却迟迟未能上路，潘祖荫久等鼎而不至，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他致吴云的信札云：“盂鼎杳然，左相不通音问者四阅月，或中变耶？”左宗棠于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十八日回致潘祖荫信：“伯寅仁兄大人尊下：前奉惠书，敬承奖饰有加，益增愧赧。盂鼎筱坞阁学拟以小车运致，适秋霖高文，野潦纵横，虑或损坏，故尔迟迟。旬内稍霁，当可启运。”本来是因为秋雨的阻挠，才延迟了大盂鼎运送的时刻。经过延宕多时，大盂鼎总算到了京师。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极为满意，做了许多拓片，其间吴昌硕保藏的一件拓本上有沈秉成、吴大澂、杨守敬等名人题跋。杨守敬的题跋尤为风趣，他题道：“此件之大罕有伦匹，袁侍郎保恒从观众以数十健卒扛抬入都，以赠潘郑盦者。余适在都中，亲见其事。”由此见得，大盂鼎进京时已然是京城一道景象！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我国国家博物保藏

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清道光初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

清朝法律规定，清代的官员不光要到异地任职，还需常常轮换。而吴大澂在曾任的每一个职位上都未超越三年，遂他在任官期间，会依据任期的长短、路程的远近及所用的交通工具，来决议带哪一类及多少数量的艺术品。例如1886年去吉林，因走的是陆路且任期较短，吴大澂仅带了图书及拓片，而自己保藏的青铜器则放在天津。在此期间，他还寄信给天津的友人尹元鼐，告知他为其看守青铜器，还让他帮自己制造青铜器的全形拓。吴大澂于1895年四月去湖南时，因走水路，为此专门列了所携青铜器的清单，共52件，虽比陆路带着的多了几倍，但也仅仅他保藏的青铜器总量的四分之一。可见在古代的交通环境下，很多藏品的运送是非常不便利的。

1895年四月吴大澂手书带着至湖南的青铜器清单（部分）

吴大澂被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时，是他政治生计的顶峰，而这一年他在保藏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议：舍吉金而求古玉。随后，吴大澂便在北京、陕西、河南、山东、姑苏等地多管齐下，仅用了一年的时刻就收集了300多件玉器。从他编著的《古玉图考》中可知，1889年四月写序时，吴大澂的印上刻有“十圭山房”；而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印章上刻有“三十六圭草堂”；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其印章中已刻有“七十二圭精舍”的字样，足以见得他正以惊人的速度保藏古玉，这也使他成为晚清古玉保藏第一人。

吴大澂，《古玉图考》序文，钤印“十圭山房”

结语

在晚清，古董信息的获取大多依托友人、古董商等，信息的传达速度虽比明朝快了许多，但如若不是身居高位的权贵，是难以很多购藏古董的， 与如今全民保藏比较，不行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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